皇帝的新衣
很早以前哥本哈根就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我的天，这么大的口气，其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不是我说大话，我一年前就预测哥本哈根必死无疑。去年的波兰大会上，我听到很多非欧盟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在谈论他们各自的减排措施，都与《京都议定书》这种老套的模式无关。于是我给三联写了一篇报道，题目就是《通向哥本哈根之路不止一条》。文章结尾我写到：“看来，我们不能指望《哥本哈根议定书》能够像《京都议定书》那样拥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减排指标，全球减排行动即将进入一个没有领导人的多元世界。”结果不幸被我言中。
联合国决议要想成为法律，必须全票通过。《京都议定书》受影响的只是少数发达国家，他们背景相似，可以有话好好说，但哥本哈根打算把所有国家都包括进来，其中就有最难缠的中美，以及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高排放大国，还有委内瑞拉这样的刺儿头。要想说服所有人签字，只有一办法：签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声明》。这种事联合国又不是第一次干，真是驾轻就熟，一晚上就搞定了。只不过环保组织被《京都议定书》宠坏了，这才会哭爹喊娘的。可是怎么哭都没用，明年墨西哥一样是死。
我前几天说，气候谈判是考察民主的最佳场所。我错了，认栽。
气候大会看到的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如果你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听完一次联合国谈判，你会发现这是历史上效率最低的人类行为。民主要想运作得好，大家一定得背景差不多才行，否则一定是“潮（吵）来潮（吵）去，日落日出”。
我为这期三联写的文章标题叫做《皇帝的新衣》，后来主编嫌太刺激，给改了。我的本意是想说，联合国就是没穿衣服的皇帝，这次谈判宣告了联合国体制的破产，不知道经过删减后是否还能有同样的效果。
谈判虽然失败了，但对于减排来说不见得就是坏事。这份毫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有可能会让那些真正打算做点事的人放弃对联合国的奢望，转而自寻出路，说不定从此开辟出一块新天地呢。
关于哥本哈根之死，最隐蔽但又最直接的信号来自一个月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记得这个奖是在第二周的周一宣布的，很多杂志（包括三联）都过了出刊期，于是没怎么介绍。今年有3位获奖者，我对艾利诺•奥斯特姆（Elinor Ostrom）很有兴趣：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她的研究技术含量不高，甚至认为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学家。其实她的研究方向是关于“公地悲剧”的，当年哈丁提出这个问题时，认为解决办法有两个，要么私有化，要么大一统，由“皇帝”来制定游戏规则。环保主义者喜欢后者，大都希望政府出面解决一切环境问题。但奥斯特姆通过对实例的研究分析，发现有一条中间路线，即由民间自行决定资源分配规则，效果往往要比大一统更高。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当口给了一个提出环保“多中心理论”的人，正好说明欧洲的学者们已经看出了联合国体制下的《京都议定书》模式没法长久，于是试图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突破口。
问题在于，气候问题涉及的面太广，很多措施都需要集体行动，联合国的作用暂时还没法取代。另外气候问题是发生在未来的灾害，人类没有预防未来灾难的基因，需要有识之士去教育，这同样离不开联合国。我今年还写过一篇文章，《全球气候变化——一场自上而下的环保运动》，说的就是这个事。别的国家我不知道，中国的气候变化至今仍处在自上而下强推的阶段。中国气候NGO代表的不是中国民间立场，而是外国环保组织的立场。中国气候NGO的经费来源和工作方式都来（学）自国外，这一点和其它环境领域的NGO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从2005年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当时最感兴趣的是科学。2007年去巴厘岛开会，看到如此多的商人混迹其中，于是开始研究经济学。2008年波兰大会时我又对气候变化中的政治感兴趣了，开始探究“多中心理论”。今年的大会我又重新回到过去，开始研究气候变化中的科学。我觉得，要想改“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必须从科学教育入手。如果大部分老百姓都没觉得这事有多重要，其结果必然好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民主还是很重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