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的题目叫做《Perfect Rigor》，这个Rigor是个双关语，一方面是本书主人公格里高列·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的名字缩写，另一方面这个词有“严格”、“苛刻”的意思。

佩雷尔曼是个俄罗斯数学家，2002年在网上贴出了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获得了数学千禧年奖金，总计100万美元。这个奖是为了鼓励数学家向7个世纪难题发起冲击而设立的，迄今为止已过去了10年，目前仅有庞加莱猜想被攻克，其余6个还没有迹象。

这本书难度相当大，因为葛森从来没有见过佩雷尔曼，全部是根据对其他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了此书，很不容易。

本书前半部分描写了佩雷尔曼在苏联上中学期间的奥数班生涯，这部分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不陌生，我本人当年就参加过很多这类培训班，除了苏联特有的反犹主义外，我对书里描写的很多事情都相当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唯一想说的是，苏联和中国的这种共产主义模式是否更利于培养天才？我说不好，本书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起码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生存环境，即使如数学这种纯脑力科目，也很难获得成功。根据书中的描写，佩雷尔曼在美国的那几年是相当关键的，他和国际数学界的沟通促成了庞加莱猜想的最终破解。

这本书讲述了当年围绕“千禧年奖金”的发放问题而产生的一个大八卦，那就是丘成桐于2006年在自己主持的《亚洲数学杂志》上全本刊发中国数学家曹怀东和朱熹平的证明，并四处宣扬说他俩（其实都是邱的学生）完成了“临门一脚”，试图染指千禧年奖金。根据本书的描述，这件事在国际数学界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笑话，最后以曹怀东和朱熹平再次刊发修正文章，向大家道歉而告终。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当年三联就曾经做过一个封面故事，邱是主角。不久后《纽约客》记者专程去俄罗斯找到了佩雷尔曼，做出了一个和三联相反的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纽约客是事件发生后唯一采访到他本人的西方媒体，我当时就慨叹，媒体之间的实力差别太大了。

为了在媒体造势，当年丘成桐多次打出民族牌，试图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理，把曹和朱捧成民族英雄，可惜数学不看出身，最后千禧年委员会依然决定把奖金全部发给佩雷尔曼，可是他拒绝领取。另一方面，为庞加莱猜想提出了证明路径的大数学家哈密顿曾经为丘成桐辩护，而且在很多场合故意冷落佩雷尔曼。根据葛森的描述，哈密顿这么做纯属个人原因，因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问题就这么被一个“小人物”在一夜之间解决了。

我认为本书的最后部分是精华所在。普通读者不必领会庞加莱猜想的真正意义，他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人性，或者关于这个社会的故事。但是人性和社会都太复杂了，佩雷尔曼的故事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化版。

熟悉科学研究方法的人都知道，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将问题的各个因素尽量简化，并将各个条件极端化，往往立刻就能看出问题的核心所在。遗传学当年就是这么开始的，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恰巧就是遗传规律的一个极端简化版，自然界很少能见到这样简单的案例，正因为如此，老孟才获得了成功。

在佩雷尔曼的故事里，社会这个大江湖被简化成了数学小江湖，不但人数大大减少，相对素质也大大提高了。人性这个复杂的因素，也被简化成了一个明显一根筋的佩雷尔曼。葛森认为，佩雷尔曼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关于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清晰图像，他一直在按照这个心目中的“剧本”在行事，并对任何偏离剧本的人类行为感到不解。比如，按照“剧本”，人们不应该谈论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如果数学家们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理解佩雷尔曼的证明，那在此之前就不应该出来乱发表意见，哪怕是赞赏自己都不行。

葛森猜测，佩雷尔曼患了汉斯·亚斯伯格（Hans Asperger，奥地利心理学家）综合征，患者有正常或者高智商，但他们的心智发展与正常人显著不同。后来一位英国心理学家西蒙·伯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提出，亚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非常类似，患者的大脑发育不平衡。简单来说，一个正常人的大脑应该同时具备“系统化”和“移情”的能力，自闭症患者前一种能力超群，后一种能力非常拙劣，被称为“极端男性的大脑”。书中描述了一个“洋娃娃试验”，说明自闭症孩子只信仰唯一的真理，完全没有能力根据人类的认知限制来进行调整。

这种病和正常人的区别不是0和1，而是有不同的程度，伯龙-科恩设计了一个AQ测试（Autism-spectrum Quotient），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到底偏向哪方，偏了多少。

佩雷尔曼没有做过AQ测试，但他的很多表现都很像是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比如，笨拙的身体动作和不合适的面部表情是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两种外部特征，佩雷尔曼都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过于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完全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些也都是佩雷尔曼的特征。

把佩雷尔曼这样一个极端的人放到社会上去，很快就会被所谓“复杂的人性”所淹没。好在他学了数学，在数学圈子这个避风港里暂时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终于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你也许不认识如此极端的人物，但如果你细心观察周围的朋友，我相信你会发现不同程度的患者。或者说，你周围朋友的AQ值都是处于0和1之间的，程度不同罢了。我觉得，只有先尝试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各自的特点，才能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优点，并做到各取所需。在这方面尤其需要保护的是那种“偏向男性的大脑”，他们往往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非常“吃不开”，很容易成为民众的笑柄。但没有他们，很多事情就找不到答案，人类就没办法进步。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几乎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你看到了吗？

（下图就是年轻时的佩雷尔曼）

作者FLZ, 2012-03-26 21:29:15 PM

一

我多次到过巴黎，但只去过圣心寺（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一次。不太喜欢那个地方。寺中没有非看不可的宗教艺术，相反，此教堂非看不可的是它的世俗政治。

圣心寺位于巴黎的制高点——蒙马特高地。该高地周围有点像老北京的天桥，属九流三教荟萃之地。卖唱的，画画儿的，洋杂耍，酗酒者，街混混，“红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宽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围不很协调。大教堂的颜色日间是一大片丧事状的煞白，晚上是惨白，看着瘮得慌，与巴黎的开朗的色彩格调不协调。圣心寺门前的一尊铜像，是骑马举劍的圣女贞德，也令人感觉怪怪的，怎麽用一员女将当看门的？就好像，在弥勒佛寺门口，不用哼哈二将当门警，而塑一尊立马横刀的花木兰，不合适吧。

也许，设计者要的就是给你一个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圣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于弥撒，忏悔，洗礼，圣餐，婚丧典礼，封圣，或加冕，而是镇邪，压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为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

对1871巴黎公社的评价，一直有“正”“邪”两种极端。上大学时，我们被教导说，1871巴黎公社是伟大的创举，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型。在圣心寺，公社被称为是一群恶棍和无赖们的“歇斯底里狂热”。

这很像五十年代听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的两极评价。19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一百年，纪念活动上的评价都是“伟大的农民革命”等等。而在祖母等长我两辈人的口中听到的是，“长毛”是无恶不做的强盗，土匪。太平天国之后，在杭嘉湖一带，吓唬小孩的一个习惯用语是，“别闹了，长毛来了！”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军开始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在文明的十九世纪国家当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 尽管被杀戮的3 – 5万人中，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圣心寺所要镇的邪，却是专指公社社员。公社被圣心寺认定为极端组织煽动起来的暴民狂热，最终导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为防类似事件再发，第三共和的国民议会通过禁止极端组织活动的议案。极端组织主要指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即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国民议会再次重申，圣心寺是为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罪行消孽。这也是圣心寺如今的说法。
所以，圣心寺，是对“暴民政治”的恐惧。

二

在西方，“暴民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

亚氏著有“论物理”，共八卷。现在已经没有人引用了。因为其中的论断，不是已经过时，就是被证明是错误的。

亚氏著有“论政治”，也是八卷。还没有完全被遗忘。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亚里斯多德认为“由优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本节的引文，大多出自亚氏“论政治”，不再一一标明）。以此为标准，亚氏考察了古希腊城邦的三种政治体制——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政体是好的，都会腐败，变质。

尽管如此，亚氏认为，三种“腐败政体中，（共和政体）并不算太坏”。共和政体基于宪法和议会，所以，它能与下述“自由，平等”观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机会”。只在共和政体中，（原则上）有可能实现“人人均有治理……的机会”。亚氏说“没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给出身高贵者，而不给精于笛艺的吹笛者。前者不见得会善加利用”。当然，这里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隶。

世事是动态的，亚氏进一步说“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坏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统治”；贵族政体走向反面，乃是“寡头政治”。共和政体的反面，则是 demagogy —— 被煽动起来的暴民的统治。

穷人的人数众多，但见识少，缺乏教养，拙于价值判断。如果选举权扩及到穷人，政权可能会由容易被煽动的人主导，难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头政治”一样，都是“暴”。“暴君”和“寡头”政体中，“暴君”和“寡头”是施“暴”的源头。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会失去理性的主导，走入混乱，失序，冲突，打斗，流血。这就是亚氏的“demagogy恐惧”。

后世许多人重复阐述过亚氏的“暴民忧虑”：宪法和议会不能保证民主政体不堕落为demagogy，普选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欧，从康德，罗素…..到丘吉尔等有影响的人士，对民主都有不少负面之词。“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较低级的政体”，“民主体制造就公众政治的伪善”，“人民大众的意见很容易会变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锐的评论也许属于尼采，他说，选举制，议会制，就是“使牲口变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选举制，被马克思美誉为高度民主社会的雏形。圣心寺则说，那不是民主社会，而是demagogy，社会中邪了。

三

Demagogy一字至今没有中译名，虽然它不是个新字。想搜寻中文世界里有关demagogy的文章，无从下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类文章？不对，回想一下就发现，demagogy的论断，不但似曾相识，而且还在课堂里正正经经地学过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联共（布）党史”也是物理系学生的必修课。当时，苏联还派来一些“联共党史”专家，教授，帮助中国教师（大都来自是历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讲授“联共党史”，教材是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出版的“教程”一书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书店有卖，两根奶油冰棍的钱就可以买一本。我前后买过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试也不难，答题切忌创造性。要学会背书。关键语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满分。所以，至今还记得“教程”中的有关语句。

“联共党史”的第一个批判对象是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派主张，俄国的进步和改革主要依靠“农民公社”。

“联共党史”批判说，“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本节引文大多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再一一标明）。

这就是说，正宗马克思主义，即“联共党史”断言，农民是劳苦大众中最落后而又无前途的一类。哪能依靠这些人闹革命 ?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课下盛传，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被苏联来的“联共党史”专家们举例为民粹主义，毛的“依靠农民”路线被认定同俄国民粹派路线一样。在联共（布）专家的口里，毛是民粹派。中国教师当然不会在课堂上说。至于，在实际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农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联共（布） 专家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懂。总之，在答“联共党史”考试题时，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语言去答“联共党史”的考题。

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也是个X 话。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 “工人阶级本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亦即，工人阶级自身也是属于“盲”者，不可能有自觉的先进意识，社会民主主义先进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进去。

总之，正宗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和农民加起来最多走到工联主义，农会主义，不会自动产生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更不要说共产主义理想了。

这是就是 demagogy 的第一层意思：工农大众人数虽众多，但他们的知识贫乏，眼光短浅，不足为惧。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制上的社会制度，没有威胁。

这一层意思同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农民的估计倒是一样。俾斯麦认为，民主普选制对他的统治并无大碍。农民在大事上向来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层意思是：穷人大众容易失去理性（或本来就没有理性），易于被煽动而走入“邪”门。一旦如此，则会成为极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的名言是“财产权即盗窃”，它对穷苦大众极具煽动力。一旦穷苦大众认真实行蒲鲁东的名言，剥夺盗窃者的盗窃财物，私有产权社会能不歇斯底里吗？马克思著有“法兰西内战”一书，是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马克思的结论之一是，巴黎公社当局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及时地没收（剥夺）银行，以致大小有产者的许多私有财产，都及时转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执行蒲鲁东的名言，还不够迅速和彻底。

“联共党史”认同这种观点，它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把（取消财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思想“从外面灌输”到工农大众中去。“煽动”即是一种“灌输”。用“从外面灌输进去”一语形容共产主义力行者与工农大众的关系，是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农大众是可以被灌输的，是应当被灌输的，也是必须被灌输的。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共产党的宣传部，即为灌输部。

列宁说得更直截了当（忘了出处），他说，俄国革命只要有一百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就足够了。如果一百个职业革命家能到工农大众里去灌输，宣传，鼓动，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国翻过来。

“联共党史”第六，七章描写的十月革命，大体就是按列宁的路线进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宁和他的“一百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可能公开地灌输，宣传和鼓动。以致列宁在国外逗留了17年。根据KGB 公开的档案，职业革命家们在国外期间都有不错的财源支持，可以寓居于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里岛等地 [2] 。1917年俄历2月，俄国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逊位，代议制（杜马）的临时政府掌权。列宁于4月就回到国内。在民主体制下，“一百个”职业革命家们可以公开地或半公开地到工厂去宣传，灌输和煽动了。结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获得工人大众认同。最终，苏维埃挤垮了杜马，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翻过来了。攻打冬宫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关键。按“联共党史”，俄历10月25日入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开炮，攻打冬宫开始，到10：45pm就宣告胜利了，大体是一场电影的时间。十月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士兵的灌输取得成功。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们对农民的灌输并不成功（俾斯麦猜对了）。所以，内战爆发时，多数农民支持白军（主力是士官生）。苏维埃镇压反革命，哪怕他们是农民（最落后的一类），民主政体在俄国再度消失。

把“联共党史”放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革命历史背景里重新一看，就发现，五十多年前 “被灌输”和 “自灌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一些章节正是在描写demagogy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丝马迹。

四

当政者，大都不喜欢扩大民主，更惧怕扩大民主以后可能产生的demagogy。这一点都不奇怪。

有一点“奇怪”的是，尽管demagogy的幽灵一直在欧洲游荡，尽管对民主制一直有忧虑和批判，尽管民主政体有负面的历史经验，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西欧各国的民主政体并没有停滞或萎缩，而仍是在发展和扩大。

1880年，法国当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极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也被释放。

随后，西欧各国的选举权人数不断增加。选举权的普及程度是对民主政体发展的一个动态的定量度量。

英国：1883年，20岁以上男子选民人数从8% 增加到29%。

比利时：1894年，成年男性选民人数从3.9% 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选民人数从16.6% 增加到34.8%。

法国，十九世纪末，选民人数也已占成年人口的30-40%。

芬兰：1905年，选民普及到76%。并赋予妇女投票权。

奥地利：1907年，实行普选。

意大利：1913年，实行普选。在十九世纪末，意大利还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各国的男性公民大体都有了选举权。成年的“男性牲口”都变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欧洲，无论战败国或战胜国，大都以民主制（宪法，普选制，议会）重组国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数万人死于非命之后的数十年里，西欧民主政体有如此的发展。如何解释？
民主体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惧”了吗？

[1] 本文中的一些数据取自Eric Hobsbawn 的“资本的年代 1848 – 1875”（1975），及“帝国的年代 1875 – 1914”（1987）。
[2] D. Volkogonov, Lenin ( Free Press ，New York， 1994) 。

2012. 3. 18 . Tucson

干细胞狂人：揭开北科生物干细胞面纱

（作者雷晓宇，原载《创业家》杂志，3月14日出版）

作为60后，胡祥的脸经得起细细端详。

　　这个男人长了张少见的娃娃脸，天生不显老，但你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它不折不扣是属于中年人的。这种印象主要来自神情，而不是某些衰老的迹象。事实上，整张面庞没有任何松垮、褶皱、坑坑洼洼的痘疤或者针孔般密集的毛孔，除了两颊的一些晒斑和痣，再无岁月痕迹。

　　这张脸就这么紧绷着，好像刚刚在逆风中行走过。脸的主人非常乐意地告诉别人：“我给自己打干细胞。”

　　“我也给我太太打干细胞。”他说，“她40多了，每隔几个月就会求我打，脸和脖子都变紧了，显得年轻。”

他又说：“将来，每个人都打干细胞，细胞生成一倍，寿命就能延长一半。像张朝阳想活到150岁，不是不可能。”

【用这样一种煽情的桥段作为文章的开头，为整篇文章奠定基调，是一种非常不职业的做法。】

　　过了一会儿，他打开电脑，滔滔不绝。“你看，这是两组同时出生的小鼠。一组正常喂养，到两岁的时候就衰老了，皮是皱的，毛也掉光了，蹲在角落睡觉。另一组给它打干细胞，毛光水滑，满笼子爬，寿命延长20%-30%⋯⋯这个市场大不大?太大了吧。”

话说得热切又熟练，是职业习惯。作为深圳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祥的确是个尽责的好商人。他使尽浑身解数，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每一个半懂不懂的陌生人普及干细胞常识，同时推销自己的理念和产品。

【此时应该立即询问对方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发表在哪里，并把这一信息立即传达给读者。】

　　胡祥就是干这个的。他的公司做的是干细胞的买卖。如果说干细胞真是某种灵药的话，最早，他的理想就是把这灵药卖给每一个人。

干细胞(Stem Cell)，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能分化成各种终端体细胞的细胞。简单来说，我们人体是由400万亿-600万亿个细胞组成，共230 多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功能细胞，第二类细胞则可以自我更新、无限分化，新生出功能细胞，从而代替凋亡和坏死的细胞——这类能产生新的功能细胞的细胞就是干细胞。

【干细胞也分类的，不是所有的干细胞都有无限分化的能力。本文提到的北科生物采用的“间充质干细胞”恰恰没有无限分化的能力。】

干细胞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21世纪再生医学的基础。一位干细胞研究者解释说：“从原理上讲，干细胞可以分化成任何类型的东西。它就像个神奇的种子，你把它放到这个环境里面去调控它，它就朝着这条路生长，放到那个环境去调控，它就朝着那条路生长。比如说，你调控它向胰腺的方向生长，它可能就会长成能分泌胰岛素的干细胞，去降低你的血糖，治疗糖尿病;你要是把它弄成神经干细胞，它可能就能治疗各种运动神经损伤。”

【干细胞研究者应该给出名字，不给名字的信源有些时候也可以出现，但在此处我看不出不给名字的理由。】

更通俗点说吧，很多传统的放射疗法、化疗和手术难以治愈的病，像肿瘤、糖尿病、脑瘫、黄斑变性⋯⋯干细胞从理论上都能治。德国科学家就曾在临床试验中以干细胞疗法治愈过一例艾滋病，只不过还无法证明其具体作用机理，因此也无法复制。

【同样，这么重要的信息，应该给出信息来源。】

　　好了，要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干细胞是什么、有什么用，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要搞清楚北科生物到底是什么路数，就要容易得多。

　　公开资料会告诉你，这实在是一家成就斐然的体面公司。它的履历适合朗读：2005年成立于深圳，是一家致力于成体干细胞技术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世界领先企业，拥有“BEIKECELL干细胞治疗技术”，可针对的适应症有20多种。北科生物在国内21个省和东南亚地区总共拥有70多家干细胞治疗中心，这些中心都和当地医院合作，向病人提供干细胞临床治疗。近7年来，这家公司积累了国内外1万多例病例，申请了14项专利，并拥有全球最大的间充质干细胞库、全球最大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推广的渠道网络。

　　不过，对于这家公司的公开评价却莫衷一是。公司成立不到一年，2006年3月，美国《商业周刊》就报道了北科生物。这项被广为流传的评价是：“干细胞科研的前沿，不在剑桥，不在斯坦福，不在新加坡，在中国深圳。”

北科生物的确领一时风气之先。就像这家公司的董事、首席战略官杨向阳所说：“曾经我们给病人打一针，就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一次进步。”

【商业周刊2006年确实报道过北科，但那是一个偏负面的报道，而且文章中找不到“干细胞科研的前沿，不在剑桥，不在斯坦福，不在新加坡，在中国深圳。”这样的话，我怀疑这是北科的人自己说的，雷晓宇没有核实信源。
商业周刊原文链接：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7_07/b4021061.htm】

【更正，上面是2007年的报道，2006年的报道确实有这句话，但文章的调子是中性偏负面的：http://www.businessweek.com/globalbiz/content/mar2006/gb20060331_921612.htm】

　　野蛮生长

　　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竟然在21世纪前沿的生物医药领域做到了局部领先，这听起来的确新鲜，但原因也很简单：北科利用国内外干细胞政策的差异，玩的是擦边球，也尝到了政策红利的甜头。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曾两次通过国会议案，以基督教伦理为由，禁止进行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干细胞主要有四大来源：胚胎、胎盘及其附属物、自体骨髓和自体外周血。其中，胚胎来源的干细胞活性最强，是最有希望用于疾病治疗的。一般来说，14天以内的胚胎最有研究价值。“但是，一个受精卵细胞到底在几天之内算细胞，在几天之后就算生命?在基督教国家是很有争议的。所以，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风险始终难以解决。”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这个理由是存在的，但是干细胞虽然在美国受到政府压制，但仍然取得了很多世界水平的进步，另外还有欧洲和日本也都比中国强很多。事实上，目前干细胞领域没有一项革命性的发现是由大陆科学家做出来的，北科的事情和美国没有关系。】

早在2004年，杨向阳就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资助一项干细胞研究。他记得：“当时，美国整个领域非常冷，没有钱愿意进来。这还不光是基督教的原因，也跟大药厂有关系。大药厂体制希望研制出能治同一种病的药，像干细胞这样的个性化医疗并不符合大药厂利益。”

【这个信息存疑，因为其来源是北科的内部人士。】

　　美国不让干，中国却既不说让干，也不说不让干，基本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当时，除一些部门规章外，干细胞临床应用既没有行业管理办法，也没有国务院令级别的上位法。在药监局成立之前，归卫生部管;药监局成立后，归药监局管;2007年，药监局不再受理任何干细胞项目;后来，又归卫生部管。

“既没有明确归哪里管，也没有明确不归哪里管，这时候，如果创业者有决心，又有创业激情，反而能够抓住机会，实现一段快速成长。”一位医药行业的VC投资人说。

【又是一个不明来源的信息。姑且认为这里情有可原，但这条信息恰好暴露了中国商人唯利是图、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婪本性。】

胡祥的确抓住了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违法的不干，没说能干不能干的，还是可以试试”。最初的两年，北科生物不断传出这样的消息：脑瘫男孩经过治疗会喊妈妈了，视神经萎缩的男孩能看见东西了，多年运动神经损伤的人能够感知温度了⋯⋯胡祥足够高调，国内外患者源源不断涌来——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不管有多大疗效，总归是最后一线希望。

【不断引用来自北科的自我吹捧文字，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假设这篇文章不是付费软文）。】

不过，短短一年之后，2007年4月，《商业周刊》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观点与前截然相反：“中国医生无法证明其疗法行之有效，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斯蒂夫斯的话说，这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样本统计规模，而且缺乏控制主体。”

【“控制主体”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应该是Controlled Subjects，意为“对照受试者”，换句话说，北科所作的这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完全没有对照组，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稍微懂点科学的人应该很清楚了。另外，从这个词的误翻可以看出，雷晓宇记者完全不具备最基本的科学常识。】

　　事实上，干细胞这件事情虽然神奇，也仅仅只有十余年的研究历史。按照一项药物或者治疗技术的研发规律，必须经历实验室研究、临床前研究、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最后才能进入临床治疗阶段。在美国和欧洲，这往往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漫长过程。2011年5月，美国FDA批准了一项治疗前列腺癌的细胞类药物。此前，这项研究投入23亿美元，耗时10年以上，经历过上百项临床试验，但也不过只有16%的有效性而已。

　　从事医药行业的研究，就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必须耐得住寂寞。你要花上好多好多的时间，不计其数的金钱，还有宝贵的耐心。有说法称，在美国，一般一项新药研发至少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的投入。

北科生物是一家一无所有的公司，根本没有讲究的条件。作为一家民办公司，它很难申请到大学和政府的研究经费，也不会有任何VC或者天使愿意趟这趟浑水。对于胡祥来说，要活下来，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医院合作建渠道、搞临床，管它有用没用，只有先用起来，才可能有现金流。

【如果说这段是单纯地介绍企业成功模式，那就算了。但我实在搞不懂，记者写到这里还不明白，这纯粹就是一个拿人命不当回事，一心只想赚钱的黑心企业，那个“长着娃娃脸”的胡祥就是一个杀人犯。】

要用，也得有技术可用。胡祥的技术来源非常直接：他从2003年起，曾经不间断地资助郑州大学杨波教授进行神经干细胞的临床研究，“有时一个月1万多，有时几千，但是没断过”。这项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积累了几十项案例，据说对于包括“渐冻人”在内的神经损伤有一定疗效。2006年，胡祥和杨波在大学学报上联名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又是一个没有说清楚信息源的案例。这样的例子在整篇报道中随处可见。学报的名字不方便说吗？还是因为说了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杨向阳直截了当地说：“当时根本没有技术可言。”就连胡祥自己也承认，最早，那些所谓的神经干细胞其实是一些简陋的单核细胞。“因为简陋，所以安全，整个使用过程跟抽打骨髓差不多，甚至都不用做分离。”

【这句话看似是自己揭短，但记者没有向读者解释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么我来告诉你，这意味着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打过真正的干细胞，纯粹是在骗人。】

　　以这样的本钱，胡祥一家家医院开始谈。这简直是流浪汉的冒险。不过，胡祥动了些心思：“首先，我不可能找大医院合作。大医院不缺效益和病源，没有合作的动力。我的定位是，找那些效益不是很好的二级甲等医院，院长很急切地想要有效益，想要提高员工待遇，有共同的诉求。”

　　2005年，北科投资100多万元，在沈阳463医院和深圳南山医院建立了头两家干细胞医疗中心。医院出一个科室的人员配备，北科负责病源、细胞技术和治疗方案，双方共同在医院设立一个实验室，北科统一定价，双方按比例共享收入。

以北科当时的实力，显然不可能设立一个高水准的标准实验室。事实上，463医院的实验室就建在女澡堂的楼上，由一个肿瘤实验室改建。北科的钱基本上都投在做空气百级净化的基础设施上了，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添置昂贵的设备。胡祥承认，一开始，诸如病毒检测这些程序，都要委托医院或者交给第三方完成，实验室里只有显微镜等简陋的基本设备。

【这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文字，更加清楚地表明了骗子公司的本质。】

　　从北科成立的第一天起，围绕着这家公司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争议就没有断过。有些话说得很难听：“不就是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吗?不贿赂医院，根本玩不转;不就是卖大烟的吗?不死人就行了。”更理性一点的分析是：“细胞进入人体以后，到底去哪了?没法证明。有的研究说，有20%可能性会变成肿瘤。你说有效果，到底什么效果?就拿1型糖尿病来说，病人花20万人民币，还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但管用的也只管用三个月罢了。”

　　对于病人来说，他们最终看到的“灵药”是一支拇指大小的管子，里头是透明或者半透明的液体。有时候，这些液体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他们体内，有时候，得是煎熬人的、长达半小时的腰穿，之后还要卧床6小时。这样的一次治疗，收费1.2万元，四次一个疗程，国内病人收费5万人民币，国外病人收费2万美元。

以尚未经过严谨科学证实、又未得到国家正式认可的技术给病人治病，并且收取不菲的费用，这一点，不仅在当时，一直到7年之后，仍然让包括创业者在内的所有人耿耿于怀。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记者雷晓宇在写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纠结的，她既不敢明着说对方是骗子，又得给对方留面子。比如“耿耿于怀”这4个中性成语的运用，充分显示了记者出众的文字功底。】

“我那时候老跟胡祥说，很危险啊，真是如履薄冰，这个公司的压力大到超乎你的想象。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这个模式，但是又没办法。”杨向阳说。

【看到这里我能哈哈大笑三声吗？】

　　至于胡祥，他只有不断地接受采访，不断地进行政府公关，为自己的事业辩护。有人私下说，北科生物在院士级别的大专家那里有非常强硬的资源，所以每每能够化险为夷。这个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不过，杨向阳承认说，早年间，他曾经为了北科亲自给领导人写信。

“我是很乐观的人，但是创业这么多年，你真要说困惑⋯⋯”胡祥沉默了，“你以为，我收人家的钱，给人家做临床，我心里不愧疚不纠结?可我没办法。”

【又是一段非常纠结的文字。“收人家钱给人家做临床”为什么会让他纠结呢？记者雷晓宇没有任何说明，那么我来告诉你，用干细胞做临床试验是可以的，但必须跟病人讲清楚这是临床试验，而且决不能收一分钱。这是国际惯例，北科这么做，完全是违法的，涉案人员应该被关监狱。】

　　事实上，在胡祥创业的同时，国内不止一家公司也盯上了干细胞这个行业。

　　一位投资人说：“有一家金卫医疗，后来被收购。有一家吉林通源，号称用的是俄罗斯的技术，但据我所知跟吉林大学有关系。这家公司正打算港板上市，不过他做的是胚胎干细胞，争议比较大。还有一家科宇联合，这家公司的命运更值得玩味。”

　　按照这位投资人的说法，当年，科宇联合想走的是跟北科一样的路子，并且请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国家973干细胞项目主持专家之一李凌松挂名为创始人之一。不过，李凌松很快退出了公司，据说是因为不同意用尚未成熟的技术做临床治疗。这家公司有11个股东，后来弄得四分五裂。2011年4月份的时候，公司申请破产，法院拍卖公司的固定资产。有人去中关村的公司看了看，发现人去楼空，到处都是灰，一台200多万的流式细胞仪摆在那儿，根本没用过。

科宇联合的滑铁卢更像是一个寓言，它似乎证明，在中国，专家创业往往不成功。“不但不成功，这些创过业的专家几乎都有一段悲伤的过去，之后，他们谁都不相信了，生怕被骗。”

【这段文字实在是太糟糕了。记者雷晓宇居然从这几个案例中得出结论说“专家创业往往不成功”，这就把北科公司违法的事实轻描淡写，变成了勇于逆流而上的励志故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雷晓宇出色的文字功底。】

　　无论如何，北科生物完成了它的野蛮生长。它活下来了。

　　这家300万人民币启动资金的小公司，第一年亏本，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了。2008年，北科生物的合作医院达到50家，年收入5000万人民币，其中利润1700万-2000万。2010年，公司年收入超过2亿人民币，员工超过700人。

　　屡战屡败的创业

　　2004年底，胡祥在深圳筹备创建北科生物。他快要40岁的人了，有过三次不成功的创业经历;他有韧性，愿意一次又一次不停地跟自己说“再来”二字;他人缘很好，交了不少朋友，就算是赔钱的合作伙伴，也并未与他交恶⋯⋯

　　胡祥最经常得到的外界评价是“科学怪人”。

　　胡祥一点都不喜欢这四个字，他更愿意自称“搞科研工作的”。

　　很多时候，胡祥成了北科生物的缩影，对他的评价也跟对公司的评价一样，颠三倒四的。

　　有人说，胡祥肯定是个理想主义的拓荒者。“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干细胞都是个高度不确定性的行业。这种行业还有人愿意继续做，多多少少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我们搞运营的人都很服他。”

　　有人说，胡祥不过是个很会赚钱的投机分子、行业边缘人。“有时候，他去参加那些正规的行业论坛、会议，他一出现，其他教授、研究员、院士都不说话了，心想，他怎么来了呀。”

有人说，胡祥虽然做事激进，但人却很随和。“早年间，他做的事情业界都不认可，很多人骂他。可他倒也不介意，过了些年，他企业做起来了，也赚钱了，见了当年骂他的人，照样叫老师，跟谁都说话，态度很好。”

【这4个“有人说”，看似很中立，但由于没有标明到底是谁说的，客观上起到了为胡祥开脱责任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雷晓宇用这种模糊的手法也为自己开脱了责任。】

还有人说，不管胡祥本人性格如何，他一定很孤独。“他开始做干细胞的时候，前头没有榜样。不但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他要为投资人负责，为员工负责，要不断做选择，找未来的方向，还要承担外界的各种指责和压力。我感觉，他一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黑暗里摸索，对于创业者来说，这种孤独是很难避免的。”

【看看，最后一个“有人说”才是重点呢。这种文学手法的运用，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论胡祥是否孤独，他绝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曾经在贵阳医学院、瑞典和加拿大有过长达14年左右的学院生涯，但这14年里，从1986年到1999年，他从未安安分分地在实验室里待过。他开过美容诊所，卖过草皮，倒腾过二手医疗器械，做过工艺品贸易，生产过试纸，卖过牙科填充材料，帮人谈过医院并购⋯⋯总之，从20岁出头开始，胡祥就没断过做生意的念头和行动。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胡祥的妈妈退休，跟朋友一块开了家诊所，白天喝茶看报，有人来了就给看病。除了病人，也有想美容的女人来，胡祥就帮着他妈，用小刀把硅胶削成鼻梁的形状。

　　这时候，胡祥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赚钱是怎么回事。他毕业留校做辅导员，一个月工资100块，每天帮着在诊所看两个病人，收入就超过一个月工资了。有了这家诊所，家里条件明显好起来。胡祥在朋友们里第一个买了凤凰26自行车，又第一个买了台铃木摩托。他算是小城潮人，敢玩别人没玩过的东西。

　　1991年，胡祥收到了来自瑞典的入学通知书。这打乱了他的人生计划。本来，他打算跟一个家里做包工头的同学一起再开家大点儿的诊所，好好挣些钱。不过，出国的诱惑还是大，用胡祥自己的话说，“我的奖学金一个月就有1万人民币呢，那时候公派出国的人才2500。”

　　瑞典像童话一样。学校的中央有一棵梨树，梨子掉在草地上，直接就拿起来吃，特别甜，都不用洗皮。瑞典最差劲的工作好像就是地铁售票员了，因为老是看不到阳光。胡祥心想，这辈子就算做地铁售票员也不再回去了。

　　胡祥并不热爱他的专业，对于实验室生活也根本没有兴趣。他在哥德堡大学的专业是蛋白分子。“这个专业已经几十年没有任何突破了，我的导师研究这个，我导师的导师研究的还是同一个点。非常枯燥，没意思。”

　　胡祥陆续又开始做小生意了。他把瑞典的草皮带回贵阳老家，承包了农村的几十亩地，专门养草皮卖。当地农民种粮食，一亩地能挣几毛钱?改种草皮，一亩地能挣几十块钱。这桩生意算不错，他爸爸从粮食局退休，帮着他管，在田野里被晒得黑黝黝的。

　　没过多久，胡祥又动脑筋经把学校医院弃置不用的二手医疗器械买回国内，这又是一笔小钱。放假回国的时候，他也带些国内的小工艺品回去卖。总之，虽然不用勤工俭学，胡祥的博士生涯基本都在做买卖里度过。

　　1998年，胡祥拿到博士学位，他决定立刻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加拿大。“那时候，我30岁了，有了儿子。人生第一次，我开始为以后打算。留在瑞典的话，会很漂泊，总是这个学校的经费申请完了，又再换一个学校申请。我不想带着儿子过这种漂泊的生活，决定移民加拿大，一边做博士后研究，一边去那边做贸易。加拿大不像美国人多，又是北美关贸总协定的地区，机会比瑞典多多了。”

　　恰逢九七回归之后，加拿大的境况远不如他想象。大量的香港人移民过去，人家有资源、有渠道、有经验、有规模，他一个兼职博士后，做贸易哪里做得过港仔。胡祥签了两年的博士后合约，不到半年，他就辞职了。

1999年，胡祥32岁。他一边在加拿大的两家医药公司做兼职，一边从那边挖了团队和项目，打算真正回国创业。一家药厂、一家牙科医疗器械公司、一家医院管理公司，这三次创业，全都不成功。

　　“不过，我从这三次创业里头学到了很多东西，没有这三次创业做伏笔，我做北科不可能成功——都做不起来。”胡祥说。

　　第一个机会在老家贵阳。世纪之交，贵州的医药工业算是发达，贵州神奇等好几家药厂都在那边，加上朋友多，资源多，胡祥的第一次正经创业理所当然地选在了贵阳。他从加拿大兼职的公司挖了人，又做了市场调查，准备开家药厂，做尿液试纸的生意。

　　“强生的试纸卖5块6一条，我们的成本才几毛钱，就算卖一块多我也是赚的，而且这个患者每天都要用，得是多大的市场啊。”胡祥按照书本上来，决定一环扣一环地做。为了节省150万的成本，他放弃了直接买美国的现成设备，而是从上海轻工设计院订制了新的生产设备。接下来，他从国外订购了生物试剂生产原料，又在几个重点省份设立办事处，培训了不少销售人员。就在他想要雄心勃勃大干一场的时候，掉链子了。

　　“上海那边设计的设备迟迟达不到要求，出不来，一推就是半年。这半年里，我订购的生产原料过期了，销售人员因为没有提成也跑了。我那时候也不懂国内的潜规则，省长把我作为人才引进，很支持，但是到了药监局那个层面根本推不动，批文拿不到。很快，资金链断了，赔了700万，我自己的钱也就几十万，大部分都是合作伙伴的钱。”

　　现在看来，这是胡祥试水国内市场的第一仗，完败。事实上，做企业岂止跟实验室是两码事，跟做小买卖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非常理想化，根本不懂管理技巧，也没有市场意识。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做经销商渠道，而是想着一开始就要做正规军，要布局，每个办事处都花了好几万来做人员培训，结果，等到设备晚到、原料过期、人员离开，所有的培训费都打了水漂。

　　胡祥还年轻，还有机会。这时候，他还有选择：是回加拿大找份工作，安安稳稳过下半辈子，还是留在国内继续创业?事实上，这也不是个选择，因为要是回加拿大，根本找不到工作来还那700万元的债务。

【胡祥的创业史这段，我认为是本文最有价值的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中国骗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别无选择，只能创业。

　　胡祥去了深圳。他找了个新起点，把瑞典和芬兰最好的牙科材料技术引进来，开了个牙科医疗器械公司。深圳市对于医疗器械产业有扶持政策，不过胡祥一头雾水，根本就没去申请。

　　这一次的市场调查结果也很棒：中国有20亿颗龋齿，而这项技术的口号是不钻、不疼、不打麻药，理应非常吸引人才对。的确，一开始，市场反响很好，很快就回了几百万元的款项。但是接下来，胡祥发现，自己对于中国医疗市场还是不够了解，这个项目在定价策略上有巨大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很先进，但是我忘了，中国的牙医是靠时间挣钱的。他要花时间跟病人解释这个东西好在哪，推广上就很麻烦，大大提高了推广费用。算下来，这种材料的成本太高，中国消费者很难接受。现在，这个公司还在，但不是一个赚钱的公司。市场空间有限，做不成一个大企业。”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投资也好，做企业也好，首先是选方向、选产业，不能做没落的产业，要做朝阳产业。朝阳产业你跟着平均水平进步就好了，没落产业天天都在跌。”

　　北科生物之前的最后一次创业，是跟人合作的一家医院管理公司。现在看起来，这次创业几乎完全是在为创立北科做人脉、资源和行业上的准备。很可能，后来北科渠道优先的战略思路也是从这时候就有雏形了。在这个项目里，胡祥作为背景资料搜集员和谈判员，参与了对青岛第五人民院的收购。这次历时两年的收购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胡祥了解到中国医院的管理方式、资源运作和种种潜规则。

　　胡祥似乎应该是个按部就班、深谋远虑又世事练达的人，不过，直到现在，胡祥说话依然给人一种腼腆的感觉。当他说到“民族”、“使命”、“国家的未来”这些字眼时，像是个真心要背好课文叫老师满意的乖学生。

“我嘴巴很笨，特别不会说话。一直到现在，要我上台演讲我都还是紧张。”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年在贵阳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带领全年级男生冲进进修武警的宿舍，把欺负女生的家伙揪出来一顿暴打，打完还要求对方写检查。“我这个人，有时候做事情会不计后果。”现在回想起那次浩浩荡荡的群架，胡祥还是笑。估计他不打架已经20年了。

【用这么温情的文字描写一个贪婪的杀人犯，啧啧，啧啧。】

　　话说回来，对于胡祥个人来说，要做干细胞，这绝对是个理性的选择。

　　跟那家不温不火的牙科材料公司不一样，干细胞这个行业足够大。国际上公认，干细胞是21世纪生物医疗技术的核心领域，是各个国家要抢占的战略阵地，甚至是应对21世纪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只不过，这个行业大得有些没边，也有些没谱。有资料说，到2009年，美国成体细胞疗法的销售总额会达到1亿美元，另外三个参考数字是：2015年800亿美元，2018年，整个干细胞疗法带来的收入将是82亿美元，以及2010年4000亿美元。

　　在2004年，一家毫无专业背景的民营公司要搞干细胞，这就更让人觉得不靠谱了。且不说胡祥离开实验室多年，就算当年还在实验室做研究，他也算不上是个专注的科学家，更何况他的专业跟干细胞根本不沾边。没错，在美国，的确有Osiris Therapeutics、Stemcells、Geron、Bioheart这样的公司在进行干细胞产品研究，但是这些公司都有能力从一期临床开始融资。以Geron公司为例，当公司开发的某项产品进入二期临床的时候，公司市值一度达到40亿美元。

　　事实上，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干细胞领域的主战场还是在大学和专业科研机构。中国从2001年设立973计划开始，就一直有国家资金投入干细胞研究领域，在“十二五”规划中，干细胞研究也是重点项目。只不过，这些总计上百亿元人民币的拨款又凭什么进入一家一穷二白的小民办公司呢?

　　胡祥打定了主意：“这一次，我不能自己干。我需要资金，我需要跟大学合作，我需要跟医院合作，迅速地建立起可以挣钱的商业模式。”

　　以他先前创业所习得的教训，胡祥希望能够把公司挂靠到一家大学里面。将来，他要申请实验室、申请科研经费、申请跟医院合作，“有大学跟没大学完全不一样”。胡祥在瑞典留学时有个同学，回国之后去了北大做教授，胡祥找到他，希望能够跟北大合作。对方告诉他，要在北大，这一套程序走下来非常麻烦，而且你人在深圳，公司又在深圳，根本犯不着。最后，老同学推荐他去找深圳产学研基地。

　　深圳产学研基地，是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在深圳联合成立的一家类似研究院的机构。几个月后，胡祥带着自己的哥哥来到这里寻求合作。当时，松禾资本的投资人罗非也被邀请过来，在他的印象里，“胡祥的哥哥北大化学系毕业，是个典型的学者;但胡祥就不一样，他能把干细胞这件事情用非常普世的语言表达出来。”

　　很快，胡祥带着产学研基地的人去郑州的医院参观，了解干细胞移植技术的临床效果。接受胡祥一年多资助的杨波教授向投资人展示了神经干细胞临床的几十例成果。某种程度上，这叫人放心——有一定效果，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最终，北科生物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北”是北大，“科”是香港科技大学，产学研基地投资35万人民币，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

　　这点钱远远不够。事实上，胡祥需要的只是大学的技术和政策支持，他一直在找钱。一开始，有两个朋友愿意投资，一个做房地产，另一个是做公路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在签约前的一个礼拜，两位投资人闹翻了，“谁都想当老大”。最终的结果是，一位投资人彻底退出，一位投资人继续，但投资金额大大缩水。胡祥面临的紧急状况是，他必须在一个礼拜内筹到公司所需的启动资金。东拼西凑的结果是，胡祥拿到了300万人民币，公司如期成立运转，不过从北科生物成立的第一天开始，这家公司就拥有多达十几位股东。

对于一家争议性行业的争议性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个不稳定的伏笔。

【这段文字也很有价值，但同样是找错了原因。争议性公司，为什么股东多了就不稳定呢？雷晓宇因为一直没有意识到北科的真正毛病在哪里，便一直误导读者，希望读者相信这是个商业失败的案例。】

　　转型做“全产业链”

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解除对联邦政府资金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这意味着，北科模式的政策红利吃不了多久了。

【读者再一次被雷晓宇误导了。北科的问题不是美国不允许联邦资金的介入，两者之间可以说几乎没有关系。】

　　胡祥和杨向阳，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胡祥随和，是不会说NO的好好先生，杨向阳强势，是个骄傲的战略家;胡祥想到什么事情就去做，喜欢动手，杨向阳则是做事情之前会想清楚，否则绝不插手。2005年，他们刚刚认识，两人间的力量对比就是这样：胡祥是寻求投资的创业者，杨向阳则是江湖成名已久的投资人，他投资的海普瑞、赛百诺都是中国医药行业的经典案例。

　　杨向阳对胡祥的第一印象不错：“小伙子蛮有激情的。他是科学背景出身，自己创过业，人也很勤奋，又很重视临床实践。不错。”

　　其实，杨向阳不过比胡祥大四五岁罢了，但从一开始，他就像胡祥的老大哥。最初杨向阳并没有投资胡祥，他刚刚经历了退出赛百诺的事件，还在疗伤，深感对人的判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过，两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年之后，北科生物和产学研基地的合作出现问题，杨向阳出手了。

　　胡祥老实承认说：“我想要做的是比较离经叛道的生意，但是大学对于风险这个东西很防范，这导致很多事情在董事会没有办法迅速决策。”

　　2006年，深圳产学研基地退出北科，杨向阳接盘，担任北科生物的董事和首席战略官，同时也是大股东。一年之间，当初产学研基地35万人民币的投资升值为350万。“是我找的大杨。”胡祥说，多年来，大家都这么习惯叫他，“去的路上，我还在想，要不要讨价还价一下。我是当事人，不好开口，可大杨竟然也没开口，他非常爽快，直接350万就签了。”

　　好不容易，杨向阳成为胡祥事实上的合作伙伴。不过，从第一天起，杨向阳就在给胡祥泼冷水。

“公司最早挣了点钱，但都是小钱，那不叫个生意。他们很得意于自己的商业模式，觉得这个就是核心竞争力，这是错的。做那些边缘化的东西是为了生存，但要真正走下去，最关键的是能不能给社会提供价值，能不能自己发展技术、引进技术，并且推动国家政策的完善。说到底，做药就不能是件急功近利的事情。”

【我能再一次大笑三声吗？】

　　杨向阳的话，胡祥听了，但听没听进去，难说。事实上，胡祥当时满心满意要做的事情是进一步拓展渠道，跟更多的医院合作，一旦这张网形成，他就可以利用渠道垄断，做“干细胞领域的连锁药店”。

　　“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这张网非常有价值。”胡祥说，“北科要两条腿走路，一边做上游的技术，一边做下游的临床治疗网络。将来，国外的大公司都做干细胞，他们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就一定要跟我这个渠道网络合作。”

　　事实上，关于北科这家公司的战略重点，杨向阳和胡祥始终没有达到完全一致。胡祥觉得渠道有价值，杨向阳则认为那根本不是金凤凰，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产品和技术。他把话说得很重：“说实话，(渠道)那个东西，有一天彻底没有了都没关系，重点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那才是梧桐树，能招来金凤凰。要搞清楚战略重点。就像今天红军要撤了，你还带着印刷机，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觉睡了，你还带着被子。”

杨向阳的话，胡祥不听，或者说，听了，但做得不坚决。很快，他付出了代价。

【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误导。雷晓宇又想让大家相信，北科的问题是商业决策错误。但我来告诉你们真相吧：北科真正的问题不是胡祥没意识到技术比渠道重要，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技术。】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北科生物的海外病源大幅度下降。

　　2009年3月，中国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将自体干细胞移植划归第三类医疗技术，由卫生部管理。这样一来，所有已经开展干细胞移植临床治疗的机构必须半年内提出能力审核申请，审核通过之后报卫生部审批，获得第三类医疗技术准入许可，两年之内，必须每年向卫生部汇报临床状况。

　　这个政策简直炸开了锅。

　　此前，跟北科合作的医院都很赚钱。以某家部队医院为例，治疗床位需要提前3个月到半年预约，一共100多张床位，一个病人一个疗程收5万人民币，一年的流水就是1个多亿人民币。

　　有利可图的生意人人都想做，更何况，经过将近3年的实践，很多人发现，做干细胞这事，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说做神经干细胞，治疗脑瘫，固然不容易，可是做出一些间充质干细胞来，治不好脑瘫，但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有什么大毛病。再说了，一般来说，寻求干细胞移植的都是绝症患者，“与其等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用一位投资人的话来说：“这是个轻资产的行业，它还不像药厂要有生产线，弄个2000平米的实验室，一年营收几个亿很容易。”

　　市场很大，技术门槛又可以放到很低，这桩边缘化的生意迅速成了红海。有人粗略估计，从2008年到2011年底，全国至少有200多家从事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公司和机构，每个省会城市至少都有两三家。

“老实说，这个市场现在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一位行业人士分析说，“北科算是好的，他们把间充质干细胞这件事情做得比较成熟、比较稳定，但其他的就难说了，像莆田帮也进来做，一些县医院都有干细胞治疗中心。有些医院做的根本不是干细胞，他们把你的细胞抽出来，直接给你打回去。我去一家医院看过，他们打回去的细胞液都是黄色的，我管这个叫打大油。”

【我注意到，这篇文章除了北科的两个头儿以及1-2个相关的投资人之外，任何外来信息都没有给出确切的信源，这不由得让我怀疑雷晓宇实际上并没有认真采访任何一个第三方信源。】

　　当干细胞成了一种被滥用的好东西，北科的医院网络也开始松动。就在国家法规出台后不久，最早开始合作的南山医院终止了合作协议。有人私下解释说：“国家开始管了，人家也担心自己的乌纱帽。”这个时候，胡祥发现，自己的公司在跟医院的合作关系上相当弱势——一旦遭遇政策风险和巨大利益诱惑，有的医院干脆不干了，有的医院宁可自己干，有的医院则另结新欢。

　　其实，胡祥有十几年的创业经验，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觉得医院合作网络就是铁板一块。杨向阳一直以来的劝告，他也不是完全当耳边风。北科算得上是家艰苦勤奋的公司，从创业第二年开始，一旦挣钱，胡祥就把利润用到上游，设立实验室，招募科研团队，添置器材，完善各种技术标准。只不过，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事情，他“执行得不够坚决”。

　　面对危机，胡祥甚至认真考虑过另外一个方向——干细胞非医疗项目的产业化。说白了，就是间充质干细胞加上某些整形美容的制剂，有一些美容抗衰老的效果。跟干细胞移植治疗相比，这是一个更大、更乱的市场。胡祥跟罗非不止一次讨论过，甚至做过市场调研，最后，胡祥决定放弃。

　　胡祥的危机感之所以不像杨向阳那么强烈，很大程度上跟国家的政策性缺位有关系。尽管出了一个管理办法，但这个行业仍然完全缺乏标准。举例来说，什么样的公司和机构够格做干细胞，它的实验室达到什么样的硬件标准才能做干细胞，做出来的干细胞活性如何⋯⋯都没人管。

“这一点上，美国的监管是很严的，同时又很专业。美国FDA有2000多人，一年不到200个批文。中国FDA才200人，一年2000多个批文。美国FDA光是管干细胞的就有109人，中国呢，管整个生物技术领域的才只有4个人。”一位专家介绍说。

【这个信息很有意思，但同样应该给出专家的名字。】

　　换句话说，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当然怎么玩都可以。

　　不过，当遭遇现实生存危机的时候，胡祥也开始意识到，大杨可能是对的，医院渠道不可能无限爆炸式扩张。这已经是个坏生意了，必须往上游走，做体系建设。

　　“我反思过，跟医院的合作有很多弊端。第一，医院和医院是竞争关系，所以它总是希望你跟它独家合作，但企业肯定不希望只在一个点上投;第二，一家医院的病人数量有限，仪器成本分摊下去，就变得很高，病人难以接受，但如果实验室的投入不够，质量控制又不会好，所以这是个两难;第三，如果全国所有的合作医院，每家医院都建实验室，将来卫生部要一一监管的话，难度也很大。”

　　2008年，北科生物和江苏泰州市政府合作，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实验室。按照胡祥的计划，到2012年，北科生物会在全国建立6家中心实验室。这好比餐饮业的中央厨房，既降低成本压力，又能够解决跟医院合作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这个城市本来20家医院可以建20个实验室的钱，我们集中起来建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水平就可以建得很高，用很好的团队来管理，我的产能产量可以很大，我分摊到每一份细胞的成本就低了，质量控制也做得好，另外行政主管部门管起来也容易，同时又是区域性的，三个小时车程都能满足周边的需求。”

　　同样在2008年，同样在江苏泰州，北科生物与当地政府合作挂了好几块牌子：江苏省干细胞与生物治疗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江苏省干细胞库、江苏省干细胞产业化基地、江苏省干细胞工程中心。胡祥管这个叫“江苏模式”，它意味着这家公司想要往细胞收集、储存、制备的上游走。

　　其中，最重要的是江苏省干细胞库项目。这个项目占地3万平方米，前期投资3000万人民币，号称拥有100万人份的间充质干细胞。为了这个项目，2008年，北科生物获得了深创投和松禾资本联合投资的8000万人民币。

　　松禾资本投资人罗非承认，早在杨向阳进入北科的时候就找过他，希望一起投，他也跟胡祥一起去南山医院考察过。当时之所以没有投，还是觉得商业模式上风险太大。等到2008年，胡祥做出上游转型的努力时，罗非决定跟进。

　　“干细胞产业链无非是上下游两点，上游是细胞制备，下游是细胞移植。现在，北科既做了下游合作医院网络，又做了实验室和库，就是个全产业链的公司了，这样一来，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罗非说。

　　另外一位投资人分析说：“做库要有国家支持，要花大量的资金，这个生意门槛比较高，不像下游的医院合作那么好复制。另外，这个库也算是实物资产，将来国家政策批准干细胞产品面市了，企业要申请上市的话，这种实物资产还是很重要的。”

　　除了实验室和细胞库，更多的利润被花在了人才上。2011年，北科生物员工700多人，其中60%都是科研人才。“老实说，北科直到现在，股东们从来没有分过红。”胡祥说。

　　要做这么多事情，钱不是每一次都够花。有时候，胡祥也能够从政府拿到一些研究经费。北科生物先后承担各级政府项目28项，其中包括863及国家火炬计划。不过，按大杨所说要有自己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这些钱就杯水车薪了。前面说过，要有一项成熟的产品技术，在美国至少花10年、10亿美元，在中国，尽管这个过程和规模有可能被缩短，也至少是5年5亿美元。

　　一盘更大的棋

　　逆流而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市场和大杨在要求胡祥去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他原本的创业基因里没有的。

　　“不就是5年5个亿的事儿嘛。”杨向阳说。

　　他能够这么轻描淡写，是因为这家公司正在秘密进行一项不可多谈的大动作。2011年夏天，由杨向阳牵头，北科生物开始和几位业内大有影响的投资人接触。12月份，他们已经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公司，一期投资额为3.8亿-4亿人民币。这些钱将全部花在上游技术研发和引进上。

　　年底的时候，也是大杨牵线，北科生物出资1000万人民币，占股40%，购买了美国一项早期免疫技术，用于肿瘤治疗。

“老实说，美国的成熟技术不花个一二十亿美金，根本买不到。但是，早期项目还是有可能的。这样的项目，有它10个，将来只要有一个批了新药，那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生意。”大杨说。

【什么叫早期免疫技术？说白了就是尚处于临床1-2期的某种新药而已，这样的新药在美国有成百上千个，这件事如果不详细解释清楚，很容易让人得出这家公司有意金盆洗手不再继续骗中国人的印象。】

　　关于这家基金公司，记者联络过其中一位著名投资人沈南鹏，他不仅不愿意谈，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此事。胡祥也不愿意多说，不过，他除了确认这件事情是真的，还不小心透露说，这些投资人的进入让北科原本的股东有些顾虑。

　　“这次合作是渗透持股⋯⋯以后，我就不再是北科最大的股东了，这家基金才是⋯⋯我们股东觉得，我是冲着你胡祥才来的，现在来了些职业投资人，我们都要听他们的吗?”

　　媒体上没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信息。胡祥闭嘴了，他不再透露事情的任何进展。

　　胡祥虽然是实验室出身，但他对于创业和商业的全部经验都来自于销售和渠道，现在要一步一步往上游前进，甚至动用资本的杠杆去接触核心技术，这对胡祥来说无异逆风行走。

　　更不用说，外界的非议让他深感委屈。

　　在中国，对一家民营公司来说，技术理想和生存压力永远是个两难。他何尝不愿如大杨所说，把所有的力气花在技术研发上，孤注一掷，但早年创业失败的经验告诉他，做企业必须要务实，不能过于理想化。当这个行业还不被资本看好，所有的VC谨慎观望、天使小规模进入的时候，他必须一边稳住医院渠道，带来赖以生存的现金流，一边有选择、有步骤地做体系建设，既为将来的竞争做布局，也算是洗白自己的名声。

　　可以说，最近这两年是胡祥人生中最焦虑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被检查出晚期癌症，他的情绪变得很焦躁，和和气气的一个人，经常发脾气。公司的压力也很大，2009年，利润大幅度下滑，并且出现了核心团队集体流失的事件。

最近两年，北科生物简直成了行业黄埔军校，单单就我们采访所知，北京就有一家干细胞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另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都是前北科人。

【看来这个北科还真就是医疗骗子们的黄埔军校啊！这些骗子们之所以在中国如鱼得水，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监管不力，但媒体不负责任地吹捧也要付很大责任。】

　　“弯拐得太大了。”胡祥说。

　　“公司十几人的时候好管，700人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北科的确一度养了不少懒汉，嘻嘻哈哈不干活。另外，以前都是销售，现在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搞技术的，企业文化的融合也出现问题了。”胡祥觉得自己是不是性格太好了，跟谁都不说NO，大家很自由，几个副总权力都很大⋯⋯他开始问自己，“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管理?是不是我的性格造成了公司的低效?”

　　出于某种自我怀疑，两年前，胡祥全面退出公司日常管理，把运营大权交给公司总裁叶圣勤。叶是事业单位出身，以强势铁腕著称。更早些时候，胡祥担心叶的性格很难跟技术人员相处，特别委派他负责江苏的项目。叶的强势和开拓性优势在江苏模式的推动上表现得很充分，于是胡祥觉得，也许叶从性格到管理，都已经成熟到适合做公司的操盘手了。

　　结果表明，事情并不如胡祥的预想。一年来，公司的技术副总、行政副总和运营副总相继出走，其中两位去了竞争对手公司。胡祥后悔了。

　　“现在看，当时退出太草率了。我应该跟大家一起成长。”胡祥打算重新出山。

　　接近年底了，他最近每天都泡在公司里，还组织下属开会，学习乔布斯传记。乔布斯告诉胡祥的是，不要追求做一家赚钱的公司，要做一家注重客户体验的公司。话虽这么说，他胡祥可是两件事都得做。

　　胡祥原本有个习惯，每天早上八点去高尔夫球场打两小时球，18洞，90杆。现在他已经很少有时间如此享受了。他和记者坐在这家高尔夫球场的会所里，花了5个小时采访，其中他有一个小时用于不断接各种电话，只留了十分钟给一碗海南鸡饭。

他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因为他既要做对的事情，又要把事情做对。

【一个勤勤恳恳的创业家的形象呼之欲出！】

　　尾声

　　就在所有的采访结束之后没几天，2012年1月6日，国家卫生部发文，规定中国将在7月1日前停止在治疗和临床试验中试用任何未经批准使用的干细胞，并停止接受新的干细胞项目申请。

　　有专家分析说，将来，这个行业可能会开始分级管理。“胚胎干细胞和IPS多功能干细胞属于科研领域。成体干细胞中，异种成体干细胞也属于科研领域，异体成体干细胞可以多种手段管理，而自体成体干细胞则可以适当放宽，有个绿色通道。”

　　“这对北科绝对是好事。”胡祥在电话里说，“很多技术不合标准、操作不规范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了。”

　　显然，胡祥的指望是，通过更加细致规范的管理条例，能够把北科从目前泥沙俱下的干细胞行业乱象里给“摘”出来。

　　曾经有投资人告诉记者，前几年，做干细胞的小公司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抢了北科生物的病源，甚至抢了北科的合作医院。北科的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尚且饱受争议，这些新晋小公司就更难说了。

“相比之下，北科已经算是靠谱的。起码安全，没出过事。不是每一个都有效，但起码也有一些效果。”他说，“至于那些小公司，说句不好听的，连细胞运输过程中的冷藏冰块要怎么放都不知道呢。”

【这段话非常恶劣。谁告诉你北科是安全的？为什么是安全的？如果打进病人身体里的根本就不是干细胞，或者没有观察足够长的时间，谁敢说是安全的？】

　　然而，仍有大量投资者和创业者想要进入，挣这笔快钱。这位投资人曾经见过不下50位创业者，这些人的说辞都是想要复制北科。

　　“你给我500万，我弄个几百平的实验室，再请几十个销售，一家一家医院去谈，谈下来一家算一家。医院挣钱了，我再去弄个库，慢慢挣上面的钱⋯⋯”

　　“可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在人身上用过吗?他们就不说话了。”

　　新的法规会是个门槛，把这些新的逐利者挡在外头。问题是，如果说会有大量小公司因为新法规而被淘汰，那么北科生物和它们的巨大区别又在哪里?

有一天，胡祥和杨向阳真的能够用资本杠杆撬动出一项震惊世人的新产品新技术吗?

【什么叫“用资本杠杆撬动出一项震惊世人的新产品新技术”？意思是说以前骗的不够大，有钱了就骗大点？】

只要这一天尚未到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就仍然会面对从第一天起就有的原罪争议：就算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把一种在安全性、有效性、伦理性和经济学评价上都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技术用在病人身上，并且收取大量费用，这难道是值得鼓励的吗?

【你见过有人用疑问句来反问一个谋财害命的过程是否合理吗？】

有一点，胡祥和大杨始终有共识：目前，干细胞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灵药”。在中国，它不过是个被搞乱了的大行业，不能因为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了。不过，他们必须先证明自己是孩子，不是洗澡水。

【结尾确实写的不错，但从整篇文章的基调来看，这个结尾只不过是为自己开脱罢了。读者读完之后，很容易产生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是一个投资失败的案例，或者是一个钻中美政策空子的例子，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子的发家史，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结论：从此事曝光后该记者和该杂志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态度来看，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哪里，而且也不愿意去认真反思。所以我觉得，指望他们进步是不太可能的了，以后尽量别去看他们写关于科学的报道了，免得祸国殃民。】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传播方式。人类历史上，信息的传播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过去是家长和酋长控制着信息的传播，再后来是学者和国王，即使发展到所谓的“民主”社会，信息也不是自由传播的，必须经过编辑和记者的选择和过滤。直到人类进入了Facebook和Youtube的时代，信息才真正具备了自由传播的条件。这个改变和人类的觉悟，或者政治体制的改进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IT技术人员的功劳。是他们彻底改变了信息发布和复制的模式，尽可能地减少了传播过程中的节点，这样一来，信息就完全按照Meme的传播规律来进行了。不知道Meme的可以去网上搜搜，简单来说，在Meme的世界里，一条信息传播的广度和该信息的所谓“好坏”或者“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唯一起决定性因素的就是信息的“可传播度”，所以越是耸人听闻的消息传播得越广，民粹主义思想代替了共产主义思想，在Meme的世界里大放光芒。

其实我们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一个社会从专制到民主过渡的时候，其人民必然经历一次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这方面一个被说了很多回的案例就是色情信息的泛滥对人类性行为模式的影响。还有一个隐形的案例就是对负面信息的解读，过去报纸上看不到负面信息，所以当国人面对互联网上汹涌而来的负面信息时，很容易觉得这个社会在变坏。

还有，微博的出现也改变了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我们的大脑习惯于把任何直接针对自己的反对意见当真，尤其是这样的反对意见“貌似”被公开了之后，我们的本能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立刻要去回击对方。可其实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微博上那些ID，尤其是没有经过认证的ID背后，很可能都是一些你在日常生活中永远碰不到，碰到了也会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异类，微博用一种特殊方式把他们拉进了你的私人生活，如果你心理上没有准备好，必然会感到纠结。

所以我的建议是：忘记那些骂人的ID，把他们当做一块块浮云，这对你的人生没任何影响，Trust Me。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消费方式。其实如果你把这个故事里的自行车换成“普通工作”，把那个Merits换成“钞票”，把那个电视秀换成“挣钱多的工作”，你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天天在身边上演着，而你也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我老是听见有人抱怨信息社会让人们忽视了真实的世界，影响了人际关系，让现代人成为宅男（女），远离大自然等等等等。这样的抱怨常见于老一辈对下一代，老师对学生，60后对90后，抱怨的对象不外乎是互联网、游戏机和饭局上的微博泛滥等等。其实这样的抱怨在电视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有了，看电视长大的这代人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谓“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差别。我们似乎总认为虚拟的要比真实的低一个档次，一个刚刚打通关的孩子的高兴劲往往会被家长认为低于登山到顶峰时的幸福程度，因为前者是虚拟世界，低人一等。这个看法在某些前提下是对的，比如登山让人身体健康，活的更久等等。但从本质上讲，快乐是发生在人脑子里的一种生化反应，两种快乐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信息时代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快乐，这就是老一代们看不惯的原因所在吧。其实，当初唱片和电视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同样让快乐的获取变得容易了许多，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信息时代让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罗大佑唱到：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大家见面越来越少。不知道他写这句歌词的时候台湾的朋友们是因为能打电话而不再见面，还是因为工作太忙。如果只是前者，那我觉得还好嘛。

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信息的利用方式。这集的故事有点过于科幻，我敢说我这辈子是不会看到这种事情有成真的那一天。但我在上一篇博客（谁敢欺负咱俩？）里写过，这样的思路其实已经有了，而且已经在一些领域获得了实际应用。

其实，这个故事的简化版也已经在生活中上演了。某某爆出奸情，肯定会有很多人去翻他/她的微博，试图寻找蛛丝马迹。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如此容易。所以过去的案例只发生在大案要案上，而现在则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写微博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你写下的每一句话，留下的每一句留言都可以在未来的某天成为呈堂公证，被人翻出来炒作，嘿嘿。

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CBA半决赛北京对山西第4场比赛结束后有球迷闹事，篮协对此作出了处罚，这没啥好说的。但是最后的第5场决战被莫名其妙地延期了4天，而且事先并没有征得各方同意，害的广东队必须多等一个星期，有可能不得不为外援多支出100万人民币的工资，甚至面临着队内大牌外援有可能打不了最后两场决赛的情况。

记得当时中国篮协竞赛部部长白喜林对这个决定的解释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

我就靠了，还有比这个决定更不以大局为重的吗？

我不知道白部长心目中的大局是什么，我只知道，衡量一个职业联赛是否成功，最高的标准就是球迷是否满意，并愿意为此掏出口袋里的钞票。今年的CBA无疑是有史以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一年，我相信篮球迷是相当过瘾的。但起码从赛程安排上来看，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是跟NBA相比，差距更是明显。

NBA基本上能保证赛季的每天都有球看，为此不惜让一些球队打背靠背比赛。CBA比赛密度虽然低很多，但稍微动下脑筋也可以保证每天至少安排一场球，让球迷每天都能至少看到一场篮球比赛，但不知为何CBA每周只有4天是比赛日，其余3天白白浪费了。这是过去联赛时期遗留下来的“轮次”制度的后遗症，这样做貌似公平，其实是主次颠倒，完全没有必要。

即便如此，如果能把每天的比赛时间错开，也能让球迷多看几场球，不知为何CBA每天的比赛全都安排在北京时间晚上7点半开打，甚至半决赛都是如此，球迷不得不在两个频道之间切换，这种安排简直是蠢到家了，做出这种安排的人应该回炉重造。

假如今晚北京获胜，那体育迷们又会面临着每周只有两天可以看到大球的局面，要想过瘾，就必须晚上爬起来看欧冠，否则就只能看乒乓球了。我不是说乒乓球不重要，但这种经常是一边倒的比赛确实提不起球迷兴趣，远不如大球的职业联赛好看。

反观美国，职业比赛的频度比中国多好多倍，而且安排得井井有条，保证每个星期都有热点，球迷每天都能看到至少一场精彩的大球比赛。下面我来给你展示一下美国球迷的一年是如何度过的：

一月：职业橄榄球进入季后赛，由此产生进入超级杯的两支球队。大学橄榄球决出总冠军，高尔夫赛季正式开始。

二月：橄榄球超级杯决赛。大学篮球联赛进入关键时期，各队争抢总决赛门票。

三月：著名的“三月疯狂”，也就是大学篮球联赛总决赛。65个队打淘汰赛，决出全国冠军。这是大多数遵纪守法的美国人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公开地参与赌博，民间关注度极高。

四月：美职篮常规赛进入最后阶段，职业棒球赛季开始，高尔夫大满贯之一的“大师赛”开打。

五月：美职篮决赛阶段的比赛开始，16只世界顶尖球队捉对厮杀。

六月：美职篮决赛继续并结束，决出联盟冠军。高尔夫另两项大满贯赛事“美国公开赛”和“英国公开赛”开打。

七月：棒球赛季继续举行。网球、赛车和赛马等渐入佳境。气候开始变暖，人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外出运动。

八月：职业橄榄球训练营开始，大学橄榄球比赛开打。高尔夫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PGA锦标赛”开打。人们继续外出运动。这是美国电视体育最不景气的一个月，因此每4年一次的奥运会大都选在这个时间。

九月：职业橄榄球联赛开打，大学橄榄球渐入佳境。

十月：大学橄榄球进入高潮，美职篮训练营开营。

十一月：大学橄榄球常规赛季进入尾声，美职篮常规赛开打。

十二月：职业橄榄球常规赛季进入最后冲刺，大学橄榄球开始各种节日杯赛。人们纷纷开始过年。高尔夫赛季结束。

这份时间表只包括了美国体育的四大天王，即篮球橄榄球棒球和高尔夫，如果再加上冰球、网球、赛车和足球这四小天王，以及田径羽毛球等奥运会项目和各种国际赛事的话，一个美国体育迷每天都能看到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中等城市的球迷每周都可以去现场看球，美国的体育产业就是这样把球迷牢牢地吸引住了。

中国球迷们，如果你们觉得这周的CBA精彩大戏特别过瘾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人家美国球迷几乎天天如此。

这才是真正的大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