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摩托日记

澳大利亚著名环保作家Tim Flannery来北京参加活动，我借机对他做了一个专访。真的是专访哦，因为除了几个英语媒体外，就只有我一个中文媒体记者采访了他。

Tim写过好多畅销书，最有名的是《The Weather Makers》，中译本叫做《是你，制造了天气》。此书是讲气候变化的，尤其侧重于气候变化对生物圈带来的风险，写的非常通俗易懂，适合那些对于这个议题不太了解的人阅读：

Tim是盖亚理论的拥护者，这个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所有动植物和微生物共同营造了现在这个环境。这是个听上去非常像是伪科学的理论，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有些类似。我当初是不信的，但这次采访后对这个理论产生了好奇心。Tim最新的著作名叫《Here On Earth》，专门讲这事的。可惜此书的中文版尚未出来，我正在拜读，读后再来和大家分享。

不过，采访完后我意识到，Tim所说的天人合一和中国古代那个说法完全不同，那时候的人对现代科学完全无知，所谓天人合一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意淫产物，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但Tim所相信的这个盖亚理论有大量研究作为支持，是一个纯科学理论，不是哲学。他想通过这个理论，强调整体性思维方式在科研中的意义。他对我说，“整体性思维方式一定不能仅限于哲学意义上的讨论，而是必须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做基础。”

他还特别和我讨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的毛病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整体性的思考。我当初曾经很疑惑，因为自由市场主义一直在强调民主自由，这本身似乎是没有问题的。Tim也相信民主自由，也相信群体智慧，但他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前提：第一，人民必须可以自由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人打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其实是站在大企业的那一边，替资本说话。第二，人民必须是受过一定教育的，能够明辨是非的，否则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当然了，如果第一条被满足的话，第二条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联想到铅笔社。我认为铅笔社就是一个宗教组织，他们固执于一个教条，忘了外面有个真实世界。但宗教组织的话也不都是坏的，基督教也劝人向善不是？铅笔社做过很多好事，比如李子旸写的很多经济科普都是很好看的，我受益匪浅。

不多说了。这篇访谈已经上线，感兴趣的人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全文。

我大学之所以选择了生物工程专业，和上世纪80年代的生物工程热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时公认有两个专业（理科）最有前途，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计算机，据说都将改变人类的生活。结果呢？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计算机科学做到了，甚至还有富裕。生命科学则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生命比计算机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我觉得最关键的区别就是生物学实验太难做了，涉及到人体的更是困难重重，而计算机则正相反，易于发挥群体智慧。

上世纪80年代还流行王朔，朔爷在《顽主》里塑造了一个街头混混，大喊“谁敢欺负我？”一个更大的流氓说：“我敢欺负你。”小混混立刻揽住人家肩膀，说：“那谁敢欺负咱俩？”

生命科学就是那个小混混，眼看打不过计算机这个庞然大物，便一转身，揽住了人家的肩膀。

这次联手，从根本上改变了生命科学的研究模式。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2007年，那年我写过一篇《生命八卦》，叫做《博客的未来》，讲了一个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幼童语言学习过程的故事。传统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无外乎是通过观察分析、调查问卷，或者分组对照等方法。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另辟蹊径，给每位幼儿园老师配备了一台录音机，录下了老师们在一个学期里说下的每一句话，再和各自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对比，最后得出了结论。

另一位MIT的研究者更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安装了14个麦克风和11个摄像头，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把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的一举一动，以及接收到的所有环境信息全都记录下来，希望从中发现儿子是如何学习说话的！

这两项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信息量异常庞大。两位科学家都试图通过收集研究对象的所有信息，然后借助计算机辅助分析，从中发现规律。这个思路和传统的研究方法非常不同，过去是“提出假说，设计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这个“科研四段论”流行了很多年，卓有成效，但是在复杂而又不便做实验的生命科学这里遇到了麻烦。

新思路能成功吗？

其实这个思路早就有人想到了。生命信息学（Bioinformatics）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热起来了，我有好几个同学都改行投入了它的怀抱。这个专业与DNA测序技术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基因序列越测越多，需要借助计算机来分析归纳。

这股风潮的带头大哥是美国人牵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计划自1990年开始正式启动，到2001年宣告完成，一共用了11年的时间。如今又是11年过去了，这个庞大的计划又有什么新进展？人类基因组计划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我年初去温哥华参加AAAS年会，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第二热点，仅次于气候变化。我听了好几个讲座，将其中的内容总结成了3篇文章，刊登在上周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封面是普京选举海报）。简单来说，测序技术的进步，再加上计算机分析能力和互联网速度的提高，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生命科学的面貌。很多过去非常棘手的疑难杂症，尤其是与基因突变息息相关的癌症，正在面临根本性的突破。

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基因不是故事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角，蛋白质才是。蛋白质组学的研究也已经开始，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利用蛋白质组学来预测疾病的发生了。由此可见，“治未病”不是中医的专利，也就是说，中医甚至在哲学层面都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些道理西医都明白，但西医没有局限于哲学层面的讨论，而是真的在动手实践。迷信中医的其实就是一群无知者而已。

中医的唯一出路，就是和强大的西医联手，走废医验药的道路。到那时也许就没人敢欺负它了。

这篇博客的起因来自不久前饭局通知10周年庆典，老六让大家写回忆录。我这篇回忆录写晚了，应该从2001年开始写起。

我从1995年开始写《来自民间的叛逆》，到2001年完成了初稿，终于开始有时间上网闲逛了。那时国内互联网流行论坛，我最先上的是新浪的三联生活周刊读书论坛，但只潜水不发言。那个论坛里我只认识王三表（他那时的ID好像叫“乱码”），整天就看他在那儿插科打诨，非常活跃。911发生后，我再上去看，发现他在网上幸灾乐祸，当时我极为生气，甚至动了绝交的念头。去年他写了篇博客，对他10年前的表现表示反悔，这还像是人说的话。王三表这人，才是真有，就是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时不时地犯糊涂，我敢打赌他将来还会为最近说的一些话道歉的，不信咱等着瞧。

那时我迷民歌，很喜欢逛前《音像世界》编辑杨盈盈办的民歌论坛，在那里认识了小庄、费强、孙孟晋、章志强（Bunnyman）和林剑等一大批上海音乐爱好者。不过这个论坛规模太小，我更喜欢北大新青年网站，那个网站的音乐版版主是许秋汉（写《长铗》的那个），副版主是暴暴蓝，这两人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许秋汉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暴暴蓝虽然有点愤青，但她人其实很好，而且有行动力，这一点非常难得。

我在新青年有了生平第一个网络ID：Joan，因为我那天正好在听Joan Baez的歌。后来我去参加费城民歌节，回来后把ID改成了Canada，并用了很久。通过新青年网站，我认识了马骅，黄英（天水丫头），胡续冬，阿子，韩旭（Sister Ray），Misfit，李大刚和Uncuzilla等一大批音乐爱好者。

不过，这段经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和马黛茶吵架。这人的真名我就不说了，是个乐队主唱，音乐上见识很广。但此人骄横跋扈，自以为天下见识第一，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那场架是我第一次和陌生人动怒，后来我得知他在网下也是个人品很糟糕的家伙，心里就释然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中文网络世界鱼龙混杂，盛产这样自恋的家伙，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真实世界的朋友，不必和他们动气。后来我又遇见两个和马黛茶很像的家伙，都是牛博网上的，一个叫LS，另一个叫HG，两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些才华，但人品却很糟糕，狂傲得不行。世界上有才的人多得是，面对这样的狂人我只能选择视而不见了。

2002年4月，我回北京卖书，王三表介绍了一个图书编辑给我认识，于是在4月的一个下午，我、三表和老六在黄寺的小肠陈饭馆碰面了。老六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书商，结果我就把书卖给他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家伙很值得信任。

回到美国，我收到老六的来信，让我去他在西祠胡同新开的一个秘密版《饭局通知》报道。我注册了一个ID寥福美，那是我在丽江助养的一个孤儿的名字。刚一进去，我立刻就察觉出这里和北大新青年有着天壤之别。这帮人全都非常和气，看不到新青年里那种抖机灵摆学问互相瞧不起的氛围。后来我知道，这是个秘密版，能来这里的全都是老六在真实生活中的朋友，所以大家才会这么友好。相比之下，新青年是个开放式论坛，谁都可以来，有好多匿名的发言者。

此事，以及后来的很多经验告诉我，互联网只有在成为真实世界的延伸后才会有趣，如果它只是一个匿名的信息交流平台，那么人群中最讨厌的那几个很快就会成为主角，于是一个本来挺好的地方很快就会垮掉。新青年就是明证，吵完那场架，我就不怎么去玩了。因为我有了新宠，那就是西祠胡同的饭局通知。那段时间我天天蹲在上面“护版”，后来三表也在西祠开了个“二房音乐”，我在这俩地方认识了好多朋友，名字就不列了，根本列不完。

那段时间我又写了一本《嘻哈音乐史》，写完后不知道该干什么。正是因为饭局通知和二房音乐，让我有了回国找工作的念头。否则的话，我很可能还在某个生物技术公司做实验呢。

回国后我在华纳唱片公司混了3个月，立刻意识到音乐产业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于是就去了三联当记者，一直做到今天。这份工作让我扩展了视野，我渐渐对音乐电影这类文艺玩意失去了兴趣，开始对科学、历史和地理感起兴趣来。可我原来那帮朋友仍然在玩文艺，所以我渐渐和这帮老朋友疏远了。其实这事挺遗憾的，文艺不是不好，只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发现了更好玩的事情，文艺对于智性的培养不再有效。

饭局十周年纪念饭局，让我暂时回到了10年前那个状态。我觉得那种状态也挺好的，只是不能长久，我要开始写稿了，我要讲一个癌症与人类基因组的故事，希望能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才是最能刺激我的领域。

上周我去温哥华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和另外3位科学家和记者一起主持了一个关于科学报道的研讨会，并做了发言。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检讨福岛核事故的媒体报道，来自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Michael Hanlon发言说，福岛事件后的欧美媒体报道犯了很多错误，但最主要的错误并不是报道本身内容有误，而是记者编辑们选取故事的角度和选择的煽情标题严重误导了读者。比如，除了开头两天外，英国报纸的日本报道很快就从地震和海啸转移到了福岛核事故，公众关注的视角也很快转到了核危机上，真正的灾难反而没人关心了。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媒体的报道都极尽煽情之能事（比如突出报道所谓的核岛50死士），尤其是在标题上大做文章，在公众中制造恐怖情绪。这些报道直接导致英法两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派飞机往国内运人（完全没有必要）；德国的碘片购买量超过了日本（更可笑的是中国的盐荒）；欧盟负责能源事物的主管官员Gunter Oetinger甚至用了Apocalypse（世界末日）这样严重的词汇……最后有数个国家宣布暂缓核电发展计划，德国干脆全面停止。

结果怎么样呢？至今为止没有一人死于福岛核辐射，而死于地震和海啸的总人数超过了2万人。

另一位发言者，来自英国Surrey大学的物理系教授Paddy Regan喜欢用数字说话。他说，目前核电承载了全球14%的发电量，而且是基本负荷，比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都要可靠得多。很多媒体大肆渲染核恐惧，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些说法。比如核电历史上唯一一次严重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危害并不大，从其释放的放射性污染物总量来看，铯137为89；锶90为7.4；碘131为1300（单位是PBq at D+3），相比之下，全世界核试验所释放的上述三种主要污染物总量分别为1500，1300和780000，远超切尔诺贝利。

从实际危害来看，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的危害就更小了。其中，急性辐射病（ARS）病例为134人，全都是去现场清扫的工人，其中几周后死亡的28人，截止到2004年为止另有19人去世，但不能百分百肯定死于辐射。另外还有1152名切尔诺贝利当地儿童因扩散的碘131 辐射而得了甲状腺癌，但这些儿童的治愈率高达98.8%。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零星案例，但没有任何一例被确认的大规模健康危害，尤其是切尔诺贝利之外的健康危害几乎没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各家权威机构的统计有些偏差，但基本范围是差不多的。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反核机构出具的统计数据则与国际权威机构数据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别。

上述数字都是20多年后的统计结果。但是，很少有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新闻，它们太不“性感”了。

Paddy Regan教授总结说，如果最糟糕的核事故只有这么点实际危害，如果千年一遇的地震海啸也没有直接导致核电站杀死任何一个人，说明核电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能源，和煤电水电相比更是如此。

从上述两位的报告来看，我把涉及到科学内容的媒体报道分为3种，一种是普通报道，就是那种本身没有什么硬错误，但无论是视角还是见识都很短浅的报道。福岛事故中的大部分报道大概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错不在质量，而在数量和时机。另外，在我所关注的几个有争议的科学选题，比如转基因、地震预报、气候变化、垃圾焚烧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都存在大量这类报道，记者对全局不甚了解，很容易被某一方所蛊惑，做出片面的报道。环保领域是这类报道的重灾区，因为环保组织的“道德优越感”让记者忘记了它们的商业属性，一不小心就偏听偏信了。换句话说，这类偏向性报道其实就是隐形软文，只是背后的金主不是企业，而是环保组织而已。

第二种是文艺报道，就是记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故意捏造事实。这样的报道出过几次，但不多。我能想到的国内报道则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出的那个关于先玉335的乌龙。写出这种报道，又拒不认错的记者应该直接开除，没什么好说的。

第三种是牛逼报道，这样的报道不是某几个单一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多个可靠事实的分析整合，读者只有在读完这样的报道后才能有真正的收获，因为这是记者站在比读者更高的视角，用比读者更多的思考写出来的文章。这种报道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而且还需要记者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很不容易写，但只有这种报道才会对这个社会有真正的帮助。

希望今后能出现更多这样的报道。

先转一个作家赵赵写的关于韩寒的长微博，替我说出了很多心里话：

我看不下去了。我一向不喜欢韩寒，但也绝不信他有代笔。从他对女性多少带有蔑视的认知及他家庭中女性的隐形可看出，他生长在一个父系家庭，父亲的影响巨大。年轻人耻于公开提看过多少名著是正常的逆反心理，也许他像有些人论证的不阅读，但不也有很多人是从《读者》那种文摘杂志了解到提萃的名著精华么？

他是一个网络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但今天受到的质疑也正来自于网络，其实问心无愧的事从一开始就不必回应，韩寒到底年轻气盛，衷心地希望这是他成熟的转折点。

韩寒事件始于麦田对韩寒作品真实作者身份的质疑，然后是方舟子的加入。这两人当然有100%的权利这么做，但问题在于，代笔不是造假，也不是抄袭，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积极配合，我不认为一个外人有能力找到确凿的证据。于是，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问题，熟悉科学的人都知道，“可证伪性”是判定一件事到底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黄金标准，于是，韩寒代笔这个质疑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信仰”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此事的争论会涉及到那么多人，而且双方全都剑拔弩张，谁也不买谁的帐。信仰嘛，是不可争论的，你信或者不信，只有两个选择。

我之所以还想凑这个热闹，是因为我通过此事看到了韩寒现象的巨大破坏力。韩寒喜欢耍小聪明不假，遇事沉不住气也是事实，但他最大的问题是宣传了一种反智的思想。中国是有很多问题，教育体制也存在很多缺点，但这不等于说，只要你不接受中国式教育就一定能获得韩寒那样的成功，也不等于说，只要中国政府做的事情就一定是错的。可是我在韩寒发表在博客上的那些议论文里读到了很多这样不负责任的文字，往好了说是一时糊涂，往坏了说，那些文字纯粹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故作惊人之举，是为“韩寒”这个庞大的赚钱机器打的小广告。为了赚钱他当然可以这么做，但这个国家禁不起韩寒式“领袖人物”的折腾。如果韩寒这种人哪天当了政，这个国家只会更糟糕。

也许你会质疑我说，上述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瞎猜，韩寒的本意是好的。这个我当然没法反驳你，但我通过这次代笔事件看到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那就是“韩粉”们的暴戾。那种蛮不讲理的劲头绝对堪比文革，如果未来的中国是由这样一群人继承的，那这个国家铁定完蛋。同样，韩寒本人也许并不认同韩粉们的做法，但他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个造神运动，韩粉的出现他难逃干系。

最后，我还是得说，韩寒不是那种“坏人”，他的很多毛病我年轻时都有，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真心希望韩寒能吸取教训，真正做一些对这个国家有益的事情。